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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博祭品:当烧纸钱走向恋物癖和拜物教

赛博祭品:当烧纸钱走向恋物癖和拜物教

按:蠟燭、香、食物、鞭炮,當然還有紙錢。對傳統的中國人來說,這些東西在農歷七月十五這天不可缺少。

中元節,和清明一樣,是中國著名的鬼節。在這一天,人們要祭祖先、祀亡魂,並常常以化燒紙扎特別是紙錢的方式來進行。紙扎進過焚燒,就可以帶上人們的祝福和思念,去到往生者生存的空間。

在數千年的時間里,紙錢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有重要位置。人們通過疊紙錢付出勞動,再以燒紙錢的形式犧牲其勞動,演繹着不斷奉獻和犧牲以踐行仁的教化——燒錢由此成為了一種獻祭和犧牲的手段。然而在今天,紙錢在資本全球化的過程中,已然委身和順應着這個日趨物化的世界。美國人類學家柏樺在《燒錢:中國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質精神》一書中觀察到,今天的紙扎代表了現代的商品,其中包括珠寶、遊艇等奢侈品;二奶,包括美女和著名女演員;還有槍支和坦克……「每在這個外來新奇之物的列表上增加一個東西,這一習俗的腐化和墮落就又增加一分,」他這樣寫到。

為逝者燒一個二奶,這反映出了男權的嚴重焦慮;燒坦克和沖鋒槍,這體現了現實生活中各經濟階層之間逐步加深的怨恨。就這樣,民間習俗與流行文化中的「流行」以及更大層面的現代化保持一致,不斷變得新奇和異域化。燒錢已經從蘊含着勞作、付出和犧牲的習俗向着戀物癖和拜物方式過渡。在下面這篇書摘當中,讀者可以看到今天各式各樣新鮮、離奇、流行的祭品。也正因為這些現象的出現,紙錢習俗正在遭受着嚴重的污名化。在指出這些現象的同時,柏樺也深知:諷刺紙錢習俗並不是為了攻擊這個珍貴的民間習俗,「而是不斷地要將民間習俗推回到正軌上。」

賽博祭品:當燒紙錢走向戀物癖和拜物教

《滑稽戲》(節選)

文 | [美]柏樺 譯 | 袁劍 、劉璽鴻

私人飛機和別墅

在廣州銀河公墓門口,一位記者發現一排排的攤位都在銷售四種類型的祭品:衣服、食物、住房和交通工具。其中價格最高的就是:別墅、豪華轎車,還有今年(2005)才出現的飛機。「記者詢問一輛『小轎車』的價格,賣家連忙熱情推銷起更貴的『飛機』:小轎車過時了,今年時興買飛機,讓先人在下面享受享受吧。」(《新快報》 2005)。根據攤販的介紹,這些飛機的價格從8元到12元不等。這一說法隨後在仁濟路的紙錢銷售市場也得到確認,那裡的朝興街擠滿了運送紙制祭品的車子,根據這里的一位店主介紹,「飛機早在昨天已經賣完」。回到公墓,商販還說道「很多人來買的,還有人要求配飛行員呢。」為飛機配一個飛行員意味着飛機是一架私人飛機,這其中的道理在於:死去的祖先並不會開飛機——他們可能從來沒坐過飛機,所以需要一個飛行員來帶他飛。但是對於飛行員的需求引發了一種翁貝托·艾柯(Umberto Eco,1999)在談論偽造的本真性時所談到的「超本真性」,這也為詹明信(Fredric Jameson 1998)所提出的關於消費社會文化產品中的精神分裂性的理論提供了素材。這一概念,至少在人類學家讀到下面這段話時,還是相當有用的:「記者仔細觀察這個紙扎的飛機,發現其做工粗糙,紙質低劣,機身上的圖案也很模糊。」這位記者所暗示的是,這些紙質仿製品的粗糙簡陋降低了其作為祭品的價值。但是,這一觀察錯過了一個關鍵點:飛機的「粗糙」並沒有減損其作為紙錢習俗工藝品的本真性。相反,這種制式上的粗糙和質朴在某種程度上還增強了其本真性。其作為一個工藝品更加具有原初意味,這使其相較於看似更真實卻顯然非真實或偽造的東西更能被大多數人接受。

三年之後,同一個市場又將「九泉別墅」推廣為清明時期最流行的祭品。「九泉」是陰間的委婉說法,並且在有關向死者提供一個陰間的住所方面,沒有什麼新詞或者外來語。畢竟,陰間住所的觀念總是從墳墓本身開始,但並不限於墳墓。對紙制祭品世界的想象總是能得到及時更新,從而,墓地作為死亡區域的陰暗與厄運被這一想象上的更新所緩解和驅散。將這些別墅變得新奇和異域化的是它們與現代奢侈品之間的聯系。2008年,記者再次回到朝興街,

四層樓的別墅有的高達兩米,上面有門、窗、柱子。天台有涼亭,房內有保姆和丫環,有的甚至還有保安和轎車。別墅內畫有各種現代化的家具設備,可謂讓先人過得舒適。老闆介紹說,小的別墅僅要15元,近兩米高的則要128元。(《廣州日報》 2008)

別墅的價格似乎相當穩定。2006年浙江寧波鄞州地區的價格與那一年廣州的價格是一致的:「在這里,記者注意到,一種30厘米高的簡單小別墅賣15元,大一些的有半米高、配有花園和豪華轎車的豪華別墅則賣50元」(Zu 2006)。

賽博祭品:當燒紙錢走向戀物癖和拜物教

性用品、美女

當我們轉向「性用品」、「槍支」和「美女」的時候,我們似乎遇到了紙制祭品中的全新概念。性用品在近幾年報紙中所占的版面簡直夸張。性用品總是能成為關注的中心,即使其實際所包括的儀式祭品更多已經受到個人的自我滿足(self-gratification)而非公眾的自我膨脹(self-aggrandizement)的精神所推動而變得神秘化,並且其在商店和公開的祭品中最不常見。例如,上文所引用的2005年的廣州報道中,記者就探訪了應元路附近三元宮的一家喪葬用品店,在那裡,他注意到有飛機、汽車、別墅,就連美女,都有銷售,

記者試探性地問,是否有能燒給死者用的「安全套」、「美女二奶」等祭品時,該店老闆娘隨即拿起電話:「餵,你那邊現在還有沒有那些『美女二奶』、『偉哥』、『安全套』這些啊……」隨後這位老闆娘告訴記者,供貨商不久前還有貨,後因有關部門對其進行了整頓,就不再供應這些東西了。(《新快報》 2005)

隨後,女店主給了記者就一個相當完美和精妙的回復:「安全套你燒真的給他也行的嘛,也就幾塊錢,他也可以用的」 罕見但也可能的是,用一個真品(McCoy)來提升可被使用的可能性,並且一個紙制的仿製品(比如火柴盒大小的紙制安全套要20元)要比仿製對象本身還要貴。這種可能性,在紙制仿製品有着特殊的製作工序以及由手工製作的時候,就會進一步提升![1]另一個商店的店主也對記者說了相同的話,安全套、偉哥和美女都需要從廠家預定。但是這些東西需求量並不大,即使總有一些人前來購買。在中國北方,更多的是以沉默來表示對這些東西的支持:一個在河北的商販,錯把我們認作報社記者,極力否認有安全套和槍支這樣的祭品存在,因為這與習俗的精神相違背。網絡,就其本身而言,促使我們相信一些諸如G點套這樣的性用品,並不僅僅是虛擬中的真實——從一個博客復制和粘貼到另一個博客,就足以使其「真實」,或者借用鮑德里亞的概念,「超真實」(hyperreal)。但似乎有一些人很嚴肅地看待這件事情。例如,一個中國官方網站在其它「獻給祖先的祭品」中展示了與一個寫有G點套的盒子。其它的祭品還包括一盒偉哥和一盒安全套。三個盒子的圖片下方打了一行中文:「『偉哥』、『安全套』和『快力挺』:獻給祖先的祭品。」這些盒子似乎都是真實商品的仿製品;它們上面都蓋有官方的質檢章。在真實世界,它們都是迅速增長的「性用品」——玩具和藥——產業和貿易的一部分。雖然這些東西對於中華文明而言已經並不新鮮(Gulik 2003),如今,它們成了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和推銷的產品,越來越成為資本主義話語(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一個銷售人員介紹說,現實中的G點套可使女人感受到高潮,調節她的生理周期,增強其精神狀態,遠離疾病,並且當按序使用科學設計的新款「三維空間套」的時候,女性就會有更愜意的體驗(You』a 2010)。如果我們嚴肅對待安全套這一祭品,而不提及增強女性高潮這一特殊目的,我們就要考慮是誰買這樣的東西,又是獻給他或她的哪一位祖先,而目標是什麼?在獻給祖先的祭品中,安全套這樣的祭品到底扮演着什麼樣的角色?

許多與我交談過的中國人以及網上論壇和博客的參與者,都「接受」這種可能性,有人會將這些新奇的祭品獻給他逝去的親友和祖先。(我唯一參與的線上交流就是閱讀其他人的博客和討論)。線上討論能夠展現出態度和理據的全景。一個博主曾經問道(Qixing de boke 2010)「那些數量很少的駭人聽聞的祭品真的存在嗎?」有人直截了當地回答,很懷疑是否真的有安全套這樣的祭品存在,同時還有一些人抓住機會開玩笑:「燒一個安全套祭品給死去的父親,是為了避免其在陰間給我生一個弟弟。」或者,正如另一個人寫到的,安全套祭品可以幫助「死者遵守在煉獄所執行的獨生子女政策。」其他人指出,這一信念是受到通俗鬼故事的影響,死者會生下鬼孩(ghost children),而這必然會對生者造成傷害。

這種「放縱的祭品」的出現,尤其是如果出現在超現實主義的賽博空間(cyberspace)的時候,在面對諸如葬禮守夜時的脫衣舞和活春宮表演(live sex shows)時,就顯得十分蒼白,後者在上世紀70到90年代早期的台灣發展起來,近期則有報道顯示已經在江蘇東海鎮的一些村莊中出現。「脫衣舞在東海的農村地區用作一種吸引觀眾的手段曾經相當流行,當地村民相信,葬禮上參加的人越多,死者就越榮耀」(Zhu 2006)。雖然江蘇官方曾經禁止這一活動,宣布其是「反社會、破壞傳統、對生者無益並且對死者極其不尊重的行為」。在台灣,這一活動有着更為廣泛的記錄,其是在「卡車秀」(show truck)這一作為更廣泛的娛樂方式轉變——從傳統的大合唱、木偶劇和戲劇到流行音樂、舞蹈表演,其中在許多包括寺院、神明紀念日、婚禮和葬禮的各種集會中都進行了更為直接的色情表演——的一部分逐步發展起來的(Chen Shihlun 2010)。這種集會性質的娛樂,無論是傳統的戲劇還是現代脫衣舞,都是為了使集會的規模達到最大和足夠熱鬧。熱鬧意味着一種歡樂和富有活力的體驗,能夠使發起人有面子和地位提升。在台灣社會發生重大變化的語境中,木偶表演變得「沒有生氣」,舞台車上的脫衣舞以及那些更為轟動的案例,如活春宮表演,相比較而言更有活力,也更能盈利。各種形式和級別的娛樂活動,包括那些在葬禮和紀念活動上的直接的色情表演,在儀式服務中的位置都是不一樣的。儀式服務是在一種莊嚴肅穆的氛圍中開始的,逐步轉向熱鬧和俏皮,如果說最後的情緒是愉悅的話,那麼脫衣舞表演就不像看起來那樣牽強附會。事實上,在死亡的語境下進行某種性慾表達在許多文化中都可以見到,並且它們可以以哲學的方式來表現:「死亡就是生活的性慾化(sexualisation)」(Baudrillard 1993:185),以及「性慾與死亡……簡單來說就是節日慶典本身的高潮」(Bataille 1977:61)。人類學家既沒有這麼哲理,也不會在別人將之理解為是違反傳統時表現出震驚,相反會從社會、政治、經濟和象徵的聯合分析中解釋傳統發生的明顯變化。在脫衣舞的問題上,我們注意到性慾象徵和豐饒、長壽象徵之間的聯系,並且在傳統中的婚禮和葬禮儀式中都會出現,但並沒有提到紙錢習俗。男性長壽和不朽之間的象徵關聯,是依賴於性慾以及女性生育子嗣的能力(不朽的來源)來實現的,這深深地烙印在亞洲的家族結構中,但並沒有提及一般意義上的男性精神。在亞洲,這一關聯體現在所有的公共儀式中。例如在檀香山,在始祖墓前的清明紀念集會就包括Lin Yi公墓的代理人以及唐人街的顯要人物,大多數老年和中年男性都有與「水仙花皇後」評選活動的參賽者合影留念的正式團體照片(所有年輕、美麗、有才華的女士都身着款式流行的旗袍)。在我眼中,這個場景就是為祖先燒掉「美女」祭品的前奏,這個場景已經成為中國許多討論的話題。當然,偉哥和安全套是表示性慾的新象徵符號,但是其並不表示豐饒。相反,其在「愉悅」這一概念下將性慾物化,從而表示長壽。換句話說,性慾以及長壽的符號與豐饒沒什麼聯系——它們離開了纏足所具備的勞動、生產、繁殖的象徵——越發靠近作為社會再生產的肉體愉悅(消費與浪費),在另一個可能更老舊的層面上則是反社會的。安全套表示一種新的反豐饒的以愉悅為導向的再生產,這是一種肉體愉悅的再生產(尤其對於女性而言),沒有了「尿床的孩子」,另一方面,偉哥則將性愉悅和長壽以主動破壞繁殖的方式聯系起來,偉哥就與年齡關聯到了一起。然而,沒有「尿床的孩子」,就沒有紙錢來報償祖先。(Smith 1894:185)。

賽博祭品:當燒紙錢走向戀物癖和拜物教

河北唐山的一位記者(Jin 2009),暗訪了多家喪葬用品店,尋找那些新奇祭品,其中就包括美女模型。他挨家探訪,發現大多都是那些常見祭品。一家商店的老闆告訴他,雖然看起來好像是有意將這些東西放到人們視線之外,但事實上,那些諸如紙制的電視、汽車以及其它現代奢侈祭品都因為尺寸太大而只能放在商店的後面。在這條街旁邊,一位兜售紙錢的攤販告訴記者,如果記者真的需要這些「美女」,他可以從商店裡面調貨。在廣州,一位在火葬場做義工的學生對記者說,這段時間他真是「大開眼界」,「不僅看到有人燒保姆、燒保鏢,還看到不少漂亮小姐也成了祭品。有人帶着這些奇怪的祭品偷偷燒,今天我就看見一家人圍着一個樹坑在燒一大堆高級祭品,那個彩妝的紙人特別扎眼。」(《新快報》 2005)。

在今天的中國,美女和二奶可能就是最具有挑撥性的新奇祭品了,這很可能是因為這些人體模型近距離地擊中了人們真實生活中的欲求。一個官方的在線論壇(漢風古韻 2010)以儒學的口吻提出了一個問題:「為祖先燒一個二奶來表達哀思,是否太放縱?」許多人的回答是,燒二奶反映的是社會現實中的悲慘狀況:「這是對中國真實狀況的反映。這是一種中國式幽默」,「是一種社會嘲弄」,「只是在表達這里有着太多的蠢事和太多的蠢蛋」,「這些人的行為的確粗俗的,但是我們也要承認這就是當下的社會氛圍。哎……」,「這真正反映的是我們所生活的社會的粗俗和病態」。一些人則是從社會階層來考慮:「這就是官員和有錢人真實生活的縮影」。另一個人的理解是,「這種最終讓窮人通過新奇祭品才能享受的東西,有錢人在真實生活里就已經享受了」。換句話說,死後的每一樣東西都是「免費的」,這相當於有利於窮人的「二次分配」。燒一個二奶模型——「多麼荒謬的事情啊!除了二奶,你可以造出任何你想要的東西。當你燒掉一個紙制二奶的時候,在陰間也就只能是一個紙制的二奶,只能看不能用,這只會讓祖先徒增煩惱」。十分清楚的是,許多網絡上的回答者都是在拿那套燒紙錢的邏輯開玩笑。從2010年4月開始,直到同年8月我最後一次登錄瀏覽,這篇博文已經有28000次的點擊量。在紙錢祭品的體系中,人體模型是一直存在的。在之前的章節中,我們將葬禮中對人體祭品的使用追溯到傳說中的孔子的主張,在墳墓旁用稻草人當作祭品,以免喚起人們用真人當祭品的欲望。「傳統上的紙制祭品就包括混凝紙製作的僕人;但是現在,我們更多看到的是私人保鏢甚至是看門狗。我們可以期待紙制的飛行員駕駛我們的私人飛機,而女僕會越來越漂亮,穿的衣服會越來越少,以至於今天我們已經有了原物大小的暴露裝束來打扮墳墓旁邊的祭品」(Jin 2009)。

坦克和沖鋒槍

雖然美女、二奶似乎是最具挑撥性的東西,但是槍支和企業標志在我的論點中則有着更為突出的意義。寧波鄞州2006年的一則報道,描述了一群人聚集在公墓製造祭品。他們展示了常用的祭品材料——冥幣、香和蠟燭。

一些攤販故作神秘地向顧客問道,「老闆,想要一些更值錢的東西嗎?」記者就問,還有新東西?這個五十來歲的女人說道,「有一些祭品我們不敢拿出來賣,但是我們就放在附近,如果你真的想要,我可以拿過來。」在離此不遠的一個地方,記者看到一堆紙制的房子、汽車、僕人、妙齡美女,甚至還有飛機、坦克和沖鋒槍。記者假裝好奇地問道:「之前人們燒汽車我還理解,但是你賣的這些坦克和沖鋒槍有什麼用?」女人回答,「如今陰間也不安全啊。如果你燒一些武器寄給祖先,他們就不會被欺負。」(Zu 2006)

在另一則報道中(《法制晚報》 2008),北京的攤販則以花言巧語而聞名:

在石景山模式口早市附近的胡同里,記者遇到兩名正在出售「天堂麻將」、「天堂象棋」和「天國手槍」等冥品的小販。他們出售的這些「麻將」和「象棋」都是用紙製作的,裝在新華字典大小的盒子裡,每副15元。這兩名小販嘴裡不停地吆喝道:「給故去的老人買副麻將、象棋,省得老人在那裡悶得慌!」 一個小伙子買了一副天堂麻將,小販又向他推薦天國手槍,這是一把用紙製作的「五四手槍」[1954年投入使用,口徑7.62毫米],有火柴盒大小,3元一把。小販說:再給故去的老人買把手槍,玩麻將時輸家耍賴可以用手槍對付他!

有人開玩笑地問:有沒有導彈?小販說:我可以給你定製,要什麼有什麼,就是美國的航空母艦也能給你做出來。據小販介紹,由於天堂麻將剛出現,很多人都覺得好玩,因此賣得很好。

政府部門批準的「鐵血網」(2009)就曾經討論過把槍和其他武器作為祭品燒給逝去親友的理由。一個人就對將大量財富運送到陰間這一習俗進行了質疑,因為考慮到死者可能因此被搶劫。其他人則爭辯道,運送大量財富就需要諸如手槍這樣的武器來保護。手裡有槍就可以保護死者和他的財寶到達陰間而不會被搶劫。其中一個人就真的在送其去世的父親上路之前,在父親腰間別了一把手槍。有時候,當博主和參與者都在就他們自己和別人的紙錢習俗慷慨陳詞的時候,很難說他們所說的東西有多少是真人真事。但談論真實世界以外的事物多多少少還是嚴肅的事。傳統上,人們只是用現金來買通到陰間的路,但是現在傳聞需要帶槍才能保住他們的財寶。這些來回反復的確是荒謬可笑的,是一種諷刺或者另一種愚弄,在極端意義上則是將一個偽造的體系疊加在另一個偽造的體系上:「你可以燒一套超人或者蜘蛛俠的衣服來代替常人的衣服,然後逝去的祖先就不會害怕任何人了。」或者,「就燒一個地球儀就行了,這樣他們就可以成為地上的王!!!!!」有一個十分貼切的例子。一個博主表面上是以一種不祥的口吻談論一個真實案例。講的是,多年前有一對夫婦,他們的鄰居燒了一個紙制的兵工廠給一位年紀輕輕就去世的家庭成員:

父母給去世的孩子燒了一大堆紙。你能猜到裡面有什麼嗎?如果我告訴你,你會被嚇一跳。有各種防衛武器,比如手槍、沖鋒槍、自動手槍、機關槍、迫擊炮、坦克、戰斗機和宇宙飛船;還有一個巨大的橢圓形物體,我不知道是什麼。於是我就去問死者的親兄弟。他告訴我那就是一個熱核彈(thermonuclear bomb),因為他的兄弟是一個軍事迷,最喜歡的就是氫彈。我在那一刻真的被嚇到了,有了這些武器,這孩子甚至可以建立一個「黃泉共和國」(Republic of Yellow Spring)。

讀到這里使我想到,陰間不僅已經物化、商品化和通貨膨脹;而且還經歷着核武器擴散!

這些關於槍支、安全套、美女、二奶以及如今的電影明星成為祭品仿製對象的故事,大都在告訴我們這些可以在工廠進行特別預定的東西本着的都是「無論你渴求什麼」的精神,而這提出了一個這些東西在現實中的使用到底有什麼共同點的問題,這是一個我們要持續追問的問題。十分清楚的是,大眾媒體的確存在夸張,但是最終的訴求還並不完全清楚,除了心懷真誠地想要去改革和教育之外。但是這可能會比固有的框架更為復雜。大多數的新聞故事都是以拋棄新潮的新奇祭品以及主張更有尊嚴的——他們使用了「文明」一詞——替代品(鮮花、植樹、線上祭祀等等)來結尾,紙錢習俗成了一種新的、城市的風俗,用以將現代社會的緊張諷刺化和寓言化。常年不斷的大肆宣傳,圍繞着男性權勢的嚴重焦慮,每一個男性在婚姻之外都有一個二奶的共同設想,關於哪一種安全套可以在酒店和大學的自動販賣機上輕易獲取的爭論(使用安全套的目的是減少墮胎),各經濟階層之間逐步加深的怨恨(新富人,尤其是那些在集體經濟私有化過程中獲利的人,與那些沒有獲利的一般大眾形成對立),在紙錢習俗中被一而再、再而三的講述。

賽博祭品:當燒紙錢走向戀物癖和拜物教

本文書摘部分節選自《燒錢:中國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質精神》一書第八章,較原文有刪改,經出版社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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