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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平的,更是不公平的:如何突圍全球化困境?

世界是平的,更是不公平的:如何突圍全球化困境?

文 | 李晉(思想史學者)、馬麗(社會學家)

兩個故事:華裔工程師之死和卡德爾·米亞的鮮血

2019年9月,一位華裔工程師在臉書(Facebook)總部大樓跳樓自殺。根據相關媒體的報道,死者是因為受到工作績效考核和上司威脅辭退的雙重壓力,不堪重負而做出了這一選擇。還有一些網友猜測,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位工程師持有的是H1的工作簽證而不是綠卡,這種簽證意味着一旦失去工作,在沒有找到其他能夠提供合法身份的工作時,全家人就必須被迫離開美國。在後來到臉書總部抗議的華人和各大華人論壇中,很多持有H1簽證的人對此都感同身受——很多人因為害怕失去合法工作身份簽證焦慮,還有很多人因簽證身份帶來對僱主企業的依賴,在工作中不得不面對上司的霸凌,甚至必須接受同工不同酬等等不平等的條件。目前,即便是在綠卡的申請過程中,高等學位人才(EB2)和技術人才(EB3)從申請到批准也需要近5年的時間,在這期間申請人通常不允許變換公司,這些都強化了公司和外籍職員之間權力結構的不平等。

對於美國本土普通勞工來說,這些制度不平等同樣也加劇了他們的不滿。在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誰偷走了美國夢:從中產到新窮人》(Who Stole the American Dream?) 一書中,盡管作者將不平等的根源歸咎為臉書、輝瑞制藥等跨國大公司對外籍和本地技術勞工的雙重剝奪,但最終作者卻還是認為,正是這些外來勞工利用H1簽證,侵蝕了美國中產階級專業人士近100萬個工作崗位。這本書忽視了不平等的另一面,即很多持有H1簽證的技術人才不得不忍受技術公司巨頭在精神和權利上的剝奪,甚至無法自由選擇一個可以發揮自己技能的更好的環境。

印度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哲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在自己的《以自由看待發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 和《身份與暴力》(Identity and Violence) 多本書中都講過一個影響他一生的例子。他十歲那年,在家中玩耍時,一個滿身鮮血的人闖了進來。這個人背後被人刺了一刀,痛苦地呻吟着尋求人們的幫助。當時正處於印巴分治前,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沖突使得社會騷亂不斷、暴力沖突加劇。森回憶說,「那個被刺傷的人叫卡德爾·米亞,是位穆斯林,以打短工為生。為了一點點錢,他到我們附近一家人家打工,路上要穿過絕大多數是印度教徒的社區,結果被街上的暴徒刺了一刀。我給他水喝、哭喊家中大人來幫助,稍後我父親急忙把他送到醫院去。」在這個過程中,卡德爾·米亞告訴森,原本他的妻子擔心他的安全勸阻他不要到這些危險的地區打工,但是他還是不得不過來,因為家裡已經揭不開鍋,需要他出來掙錢養活家人。然而,這次外出打工的代價就是卡德爾死在了醫院中。

這件事深深觸動 了阿馬蒂亞·森,由於極端貧困而造成的經濟不自由,會使一個人在其他形式的自由受到侵犯時成為弱小的犧牲品,並且社會機會的不平等和身份的束縛等等其他的不自由同樣也會影響到人們經濟上的不自由,這些都會導致個體生命的悲劇。

這兩個悲劇故事的主人公,一位是在中國和美國都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的優秀現代技術工程師,另一位是生活在印度底層飽受社會動盪和種族沖突的打工者,看似無關的兩個普通人的命運,卻都因為身份和經濟權利的不平等而導致他們的生命以悲劇而結束。

超越左右神話:世界是「平」的,但卻是「不公的」

上個世紀末,左翼的福利國家逐漸被右翼的新自由主義所取代,這種樂觀主義將自由市場的功能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盲目地認為它是一劑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靈丹妙藥。市場和國家管制之間會隨着市場的擴大而獲得更多的福利空間,欠發達地區的貧困問題也會得到緩解,勞動力和商品都能夠在這個「平」的世界中不受更多的貿易壁壘而流動。總之,人類社會隨着國際金融和貿易市場的擴展會變得更為公平。

然而,事實卻不是那麼簡單。隨着左翼不斷強調和依靠自由市場來強化自身的力量,右翼原本強調的市場卻不斷需要藉助政府的規制,依靠強力政府來推行自由市場。後者的一個反諷例子就是芝加哥經濟學和智利比諾切特政府對於自由市場的合力推動。正如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在為波蘭尼(Karl Polanyi)的《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一書的序言中所提到的,一方面經濟發達國家要求欠發達國家拋棄地方保護主義和政府補貼的邪惡,開放自己的市場;而另一方面,發達國家自己卻並不樂意給予發展中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商品和服務開放市場。盡管這一分析視角比較適中,但斯蒂格利茨的左翼觀點仍沒有考慮到更為深層的社會-資本結構問題。

經濟學上講到的「帕累托改進」(Pareto Improvement),其意思是,在不損壞其他人的福利的前提下,能夠改進一方的福利。但這種改進,除非源於技術和創新的因素,很少出現在一個靜態停滯的社會中。相反,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一些擁有更多資本和選擇支配的人獲益,而更多的人卻反而具有了剝奪感。一個現象就是無論是在美國、法國,還是欠發達國家,很多中產階級和勞工階層都感受到了生活質量的下降,都認為是其他國家的勞動者以更為低廉的價格甚至卑劣的手段取代了自己,因此以排外情緒或民族主義作為對全球化的回應。我們也不難看見在現代城市中的本地社交網絡中,常常也會出現下層的原住居民憎惡外來人口,認為這些外來工人才是侵犯他們利益的罪魁禍首。然而這些外來者也許就是那些被認為可能因為持有H1簽證而威脅到中產美國夢的外國工程師們,就是為着家庭生計不得不穿越危險區的卡德爾·米亞。

回到發展之目的:人類走向何方?

回到臉書工程師的自殺和卡德爾·米亞之死。這些悲劇的產生不僅僅是個體的因素,而是和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也許有人會說,他們為什麼不選擇不去從事這樣的工作,換一個更好的環境,或者退而求其次換一種生活的方式?然而,恰恰是卡德爾·米亞和臉書工程師這兩類人,他們同時構成了對全球化-資本-平等神話的挑戰。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巴納吉(Banerjee)和迪弗洛(Duflo)在他們的書《貧窮經濟學》(英文名:Poor Economics)中,曾經提到一個數據:在全球貧困化人口最多的五十多個國家中,約有8.56億的貧窮人口日常生活的開支大約為36美分,如果按照美國的物價水平,則需要花更多的錢,大約99美分,仍舊不足1美元。他們中有一些是如卡德爾·米亞的人,然而,即便是能獲得更好的教育成為一名臉書的工程師,他們仍舊逃脫不了身份政治和權力的支配。

全球化的資本-結構發展到今天,確實呈現出一個相對的「馬太效應」,盡管全球人均收入普遍因為技術進步而提高,但是擁有資本的人、企業或國家不僅僅獲得更多的資本支配,連他們的社會資本和權力支配也更擴大,並且這個支配的范圍也隨着全球化的擴大而擴大。

「全球化」向本國的人和第三世界的人許諾了太多的未來,卻忘記了兌現。這個理想世界是資本所需要的世界,卻不是普通人所需要的世界。如齊澤克在《易碎的絕對》中指出的,在這種秩序下,人們常常暗示彼此,是第三世界的國家造成了危險,因此他們訴求於種族和暴力,來尋求責任的推脫。齊澤克的這個提醒非常重要,迫使我們重新思考,什麼是發展的目的,什麼支配了人們的幸福?那些針對弱勢群體的政策和理論研究,起到何種作用?

或許,是時候多用講述故事(story-telling)的方法,把真實的人性呈現出來,以抵制全球化的荒謬和「去人格化」。往往像《無身份地活着》或《巴別塔》(Babel)那樣的紀錄片和電影,更能讓我們深刻反思:在全球化進程帶來的聯結和繁榮背後,人類正走向何方?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責編郵箱:yanguihua@jiem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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