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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展·专访|马原:见识了各种各样的命,才变成我的命

上海书展·专访|马原:见识了各种各样的命,才变成我的命

作家馬原以《虛構》《岡底斯的誘惑》《西海的無帆船》《喜馬拉雅古歌》等極具個人風格和文學張力的中短篇小說,轟動1980年代的中國當代文壇。他甚至被稱為中國當代文壇的「西毒」,與「東邪」余華、「南帝」蘇童、「北丐」洪峰、「中神通」格非並稱文壇射鵰五虎將。

評論家吳亮說,馬原是當代中國文壇「敘事圈套」的締造者,「屬於最好的小說家之列」。

也正因此,1991年馬原的突然封筆讓文壇大為震動。在「不寫小說」的20年,馬原拍過影片、做過生意,當過老師,還生了一場大病。更叫人意外的是,2011年馬原又帶着長篇小說《牛鬼蛇神》回歸文學界。如今他在雲南南糯山上承租了幾十來畝地,每天和花草打交道,看書畫畫,也沒有停下文學創作的腳步。

今年7月,馬原的藏區小說精品系列《岡底斯的誘惑》和《拉薩河女神》由浙江文藝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推出。這兩部作品收錄了馬原在西藏生活時期創作的幾部經典中短篇小說。似乎無論過去多久,都有人記得:「我就是那個叫馬原的漢人,我寫小說。我喜歡天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麼一點聳人聽聞。」

8月13日,馬原在參加「2019上海國際文學周」間隙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

上海書展·專訪|馬原:見識了各種各樣的命,才變成我的命

8月13日,馬原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 睢靜靜 攝

澎湃新聞:你的寫作歷程本身是極具傳奇色彩的,外界一直有很多好奇和猜測。先是轟轟烈烈的一個回合,然後中間有二十年不寫小說,2011年之後又作品不斷。你自己怎麼看待這樣的寫作經歷?

馬原:幸運吧,我大概是文學史上少數特別幸運的寫作者。大多數像我一樣中斷寫作的人,幾乎沒有第二次機會重新回到文學的軌道上。

我寫作的「第一個回合」說起來算是正常。從少年時期開始,我就迷上了小說,連續寫了二十年,但我自己也不懂為什麼會中斷寫作。

像王蒙這一代作家,青年時因為政治原因被突然打斷寫作,我和他們的情況顯然不同。更適合和我比照的,其實是錢鍾書和沈從文這兩位前輩。他們兩位都是在中年時期享有盛名後中斷寫作,一位成了地道的學者,另一位成了服飾方面的專家。也許因為機緣未至,我沒有機會見過兩位前輩。但我想,他們心裡一定是愛小說的,可又為什麼沒回來?一種可能是他們沒想回來,還有一種可能是,想回來但沒能回來。

畢竟重回小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國外也有一個例子,催發了「拉美文學大爆炸」的巨匠——墨西哥作家胡安·魯爾福。他也在年輕的時候寫小說,著名的《佩德羅·巴拉莫》成為一代拉美文學的開山之作,甚至是一個終點。但他晚年文學產量特別低。

我中間停筆的時候,虛歲四十,那會已經有了一部長篇,十七個中篇,還有幾十個短篇,同前面幾個人相比算是高產了,但還是比不上同年齡、同時代的其他作家。像王安憶的作品是我幾倍之多。但於我個人而言,這已經超出最初預期了。原本我沒想到自己有機會回來,錢鍾書、沈從文沒回來,胡安·魯爾福也沒回來,偏偏我回來了,確實是因為我運氣好。

當然,我回來的時候還有一個特殊的力量,就是我得了一場大病。我特別感謝這場大病,如果不是這場大病,我可能回不來。2008年的時候,我的肺部檢查出一個壞東西,從此我成了一個病患。正常情況下,我必須要服從命運的安排,做一個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但我當時有一點小脾氣發作,想和自己的命運作一次對,於是就異想天開地從醫院逃出來。今天回過頭看,我依然願意說我當初的選擇是正確的。因為當初小小的反抗,我才能活着坐在這里,和健康的人一樣。這是我個人命運中一段特殊的際遇,這段際遇也為我帶來了重回小說的緣分。

2011年的時候我59歲。某一天我突然心血來潮想寫小說,運氣也特別好,居然一鼓作氣就把《牛鬼蛇神》寫出來了,我自己都大為驚訝。上天居然給我這麼好的運氣,一生之中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簡直像寓言一樣經典。絕大多數人是沒有機會再回來的。

澎湃新聞:現在回想中間不寫小說這二十年,會不會覺得遺憾?還是有別的情緒?

馬原:那二十年的後一半,我在同濟教書。除了小說,我的確身無所長。我在這個世界上知道最多的就是小說,所以講小說是最適合我的一項工作。但在同濟之前,我還有十年的經歷。那前十年的停頓里,我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如果說我還干過跟文藝稍微沾邊的事情,那就是拍電視紀錄片。不算這些的話,我大多數時間都在流浪。

在中國,一個所謂「站穩腳跟」的作家,很少像我一樣選擇在各處流浪。有時幾個月,有時一兩年,我就換一個地方。我也沒有荒廢任何機會,充分利用人生自由,做了各種各樣的事情,比如拍紀錄片、籌拍電視劇、做投資商。在這個過程中,我親身經歷了這個熱熱鬧鬧的時代里的各種職業,以及他人想象不到的種種變故。

多數人成名的經歷,首先為他們帶來了社會尊重,同時也帶來了一種生活上的安逸和穩定。我剛好相反。經歷了前面二十年的寫作生涯,到了不惑之年,我突然進入一種處於變化中的、顛沛流離的生活模式。在這個意義上,我可能是同行里的異類。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在海南,每天趿拉着拖鞋,在街上盪來盪去,住很簡陋的屋子,做流浪漢。我就是這樣一個在社會底層混的人。到了海南過了很久,我才去看那些同在海南的朋友。韓少功問我,你為什麼老也不來見我們。後來,我開了一輛很好的汽車去見他們,少功又說,馬原你是不是一定要像阿慶,一定要混出個人樣來才見我們。

後來我重新回到小說,除了生病這個特殊緣故,就是我經歷了太多有趣的經歷。後來我寫小說時,不用閉門造車,不必再查歷史、看時政、找素材,因為我自己就在底層「滾」了十年。我的經歷不但在中國,就是在世界上都有唯一性。我這一輩子見識了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命。見識了各種各樣的命,才變成我的命。

上海書展·專訪|馬原:見識了各種各樣的命,才變成我的命

馬原和他畫的畫

澎湃新聞:2011年,你帶着長篇小說《牛鬼蛇神》回歸文學界。接下來的幾年裡,《糾纏》《黃棠一家》等多部長篇問世,大家也有一種感覺——馬原的小說好像有一個180度大轉彎,從「形而上」到「形而下」。 為什麼發生了這樣的變化?

馬原:我從十幾歲開始寫小說,一開始最關心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內心。年輕的時候關心內心,有感觸了就去寫,完全是一種想當然的寫作。那時我把看小說當成靈感源泉,看古今中外的名家如何寫作,學習他們的角度、視點和方法論。盡管我「第一回合」的寫作逐漸有了某些所謂的特色,但還是有很多缺失。

我是一個特別沉迷於「形而上」的人,對所有事情都會從「形而上」的角度思考。這里有一個好處,就是無論我生活里經歷什麼,都不會只停留在生活本身。我後來也確實說過,我寫「形而下」三部曲,在「形而下」的生活中找焦點。但我也很清楚,我和這個時代大多數作家都不一樣。

這個時代的大多數作家比我更關心社會,他們有更大的抱負,他們的作品裡有歷史感,有民俗,有歸納,甚至有崇高。他們希望能在身邊的生活里形成一種升華,形成一種概括和包容,把個人的小命運融入族群、融入社會、融入歷史。如果要反省一下的話,我個人在這方面是有所欠缺的。比如我經常不在人群當中,而在人群之外。我在生活中更多同樹、草、昆蟲和家禽家畜接觸,體會着人與自然的關系。

我的筆下寫的東西,比如《糾纏》,就是我親眼看到、親身經歷的一些事,可能立意不夠高遠,負能量也多。這些煩擾復雜的部分,就是我選擇逃離人群的原初動力。因為我覺得人真是一個挺沒勁的生物。

我說人類沒勁,首要原因就是這個種群高度排他。迄今為至,能被清晰描述的人類歷史才不到4000年,對地球45億年的生命來說,也就是百萬分之一。這麼短的時間里,人類竟然有本事去剝奪地球上其他生命的生存空間。目前,大象據說只剩下3萬頭,野生老虎僅剩3000隻,而我們人類的數量有多少?70億。還有比這更恐怖的事情嗎?動物園里那些動物之所以還活着,不過是人類想留着它們做個標本而已。

所以,我慢慢離開人群,其實是出於對人類這個凶惡種群的躲避,對密集聚居的畏懼。

澎湃新聞:所以也不能說你「第二回合」的寫作都是「形而下」。你後來嘗試寫童話三部曲其實又重新回到「形而上」了。也不能說你變了,因為你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對自然和神秘主義的謙卑和敬畏一直都在。

馬原:是的。「形而下」三部曲現在完成了兩部,《糾纏》和《黃棠一家》。但那兩部對我而言還是「形而上」的。我看到的其實和卡夫卡一樣。卡夫卡說,人莫名地陷入糾纏。在我的故事裡,人也都是莫名地被糾纏。

像《糾纏》這本書,老爹死了之後留下房產和存款,姐姐和弟弟原就沒想留下這些錢,想直接捐給學校,只是兩人怎麼也沒想到,捐遺產居然也會陷入糾纏,而且是無盡無休的糾纏。姐姐的前夫覬覦她的財產,打算通過女兒謀奪;弟弟的前妻通過兒子去跟他索要房產;老爹上一段婚姻中生的兒子又找到他們,摻上一腳;受捐學校的法人代表也站出來說話。然後一系列事情就來了,各種各樣的力量在故事裡現身。所以,小說的題目就叫《糾纏》。

包括另一本《黃棠一家》,寫的是黃棠這個人,但諧音是荒唐。標題起作「糾纏」「荒唐」的時候,雖然講的是當下的事,其實已經「形而上」了。所以,當我寫「形而下」三部曲的時候,真正關心的還是「形而上」。

「形而上」是我一生不變的立場和主題。

上海書展·專訪|馬原:見識了各種各樣的命,才變成我的命

澎湃新聞:如果你不做小說家,也許可以當一個哲學家。

馬原:其實是啊,我還有一本哲學作品沒出單行本,但我現在也不急。那本里都是哲學方向的命題,我開始想這本書可以叫《XXX是個什麼鳥》,比如《科學是個什麼鳥》或者《文學獎是個什麼鳥》,也可能叫《不論天下》。大概有那麼十幾二十來篇。

澎湃新聞:你現在的寫作節奏是什麼樣的?

馬原:十九年前我到同濟當老師,收了一個徒弟。在那之後,我的寫作形式就發生了變化。我開始用口述的方式進行寫作。

這里有兩個優點,一是在體力上解放了,二是創作數量變多了。過去我經常伏案寫作,人很容易疲憊,改用口述後實際是把疲憊轉嫁給徒弟了。最近幾年,我發現自己更偏愛在短時間內寫作。過去可能寫一個短篇,陸陸續續寫一到兩個月。現在我會在每年專門拿出一定時間集中寫作,一年寫上兩個月,或者最多三個月、四個月。我個人以為,改用口述寫作,對我來說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

但也有兩個缺點,一是我徒弟會很辛苦。二是徒弟本身也有自己的事業、生活和家庭,不能隨時配合我的寫作時間。我想寫作的時候,他不一定有時間,我就需要跟他提前預約,這就變成了另一個障礙。

澎湃新聞:你做過一本1980年代大家訪談錄,叫《重返黃金時代》。似乎在很多作家、評論家眼中,1980年代是文學黃金時代,這成為一種共識。你認為自己寫作的黃金時代是在1980年代嗎?

馬原:其實這「兩個回合」對我來說,意義都一樣。我認為,寫小說是天下最好的事情,我把它稱之為模仿上帝的事業。上帝造了我們全人類,而小說家能夠建造自己的小世界。我們寫幾十個人的故事,就像「小上帝」一樣,能「無中生有」。其他職業就沒有這種快感。

我少年時期特別喜歡建築師這個職業。那時我想,一個建築師多麼幸福,他有自己的作品,能把有形的東西留在這個世界上。後來我又想,要是把醜陋的建築留下來又是多麼悲哀啊!一個建築師建造了3棟優美的建築和20棟醜陋的建築,那也是該死的,因為「功不抵過」。所以,建築師也不是世界上最讓人嚮往的職業。

其實小說家也能在這個世界上建造自己的「房」。這一點我特別自豪。昨天我還問兩個出版社的女孩,「你們現在看我的小說覺不覺得過氣了?」她們說,「沒有啊。」像曹元勇、程永新、寧肯這幾位老朋友,在群里由衷地贊美幾句我的小說,我依然很開心。曹元勇就說,1980年代的時候,馬原的西藏小說能令中國和世界讀者驚艷。四十年過去了,大家讀這個小說還覺得有意思,這不就是你作為小說家的幸運嗎?

雖然我的同行現在已經當上各種「主席」了,我什麼頭銜也沒有,但當我幾十年前的小說能夠重印,當我看到很多人由衷地喜歡這些小說,我還是覺得,寫作這個職業帶給小說家的回饋和滿足,是其他職業不具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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